回复@Luchenghao:是的。在五四青年节，我引用一位百岁老人的话，让大家感受一些向上的青春气。//@Luchenghao:五四青年节

三角龙：“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很遗憾以这种方式让大家认识我。”

杨振宁在 2007 年为自己的一本文集定名《曙光集》。该书的序言我尤其喜欢。真情流露又含蓄细韧，堪称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无法切身感受到这种生于民族的长夜，直到耄耋之年方见曙光的心境，但细细读下来，也能体会一二。

杨振宁当时认为虽见曙光，但毕竟年事已高，看不到天大亮了。然而他毕竟有期颐之福。十年后的 2017 年，他 95 岁时又出版了新书《晨曦集》，在序言中他写道：“当时觉得改革开放 30 年，看见了曙光，天大亮恐怕要再过 30 年，我自己看不到了。没想到以后 10 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今天虽然天还没有大亮，但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这本新书取名为《晨曦集》。而且，看样子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自己都可能看到天大亮!”

在新书首发式上，他表示，希望到 100 岁的时候出版一本《天大亮集》。

以下是《曙光集》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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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钱玄同写信请鲁迅（1881—1936）为《新青年》杂志写稿，鲁迅回答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可是后来鲁迅还是写了，写了有名的《狂人日记》，署名“鲁迅”。

那是五四年代，是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年代。我正是出生于那个年代。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1877-1927）离开清华园内西院18号住宅，坐人力车到颐和园，在鱼藻轩投水而死。遗嘱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后来陈寅恪（1890—1969）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1929年10月我随父母亲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居住，那时我七岁。后来听到王国维自杀的传闻，记得曾和同班同学熊秉明、郑士京在18号门前徘徊；曾到颐和园看水边的石碑：“海宁王静安先生殉国处”；也曾诵读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小土坡下的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1938年夏清华、北大及南开三校迁到昆明，成立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由于校舍未造好，文法学院暂迁蒙自。陈寅恪到蒙自后作了一首诗：

南湖即景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那时我是联大一年级学生。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

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会验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话：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杨振宁
200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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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集中读了一批白左知识分子的文章。白左知识分子和白左还是有区别的。白左知识分子毕竟是知识分子，思维能力和自我批判精神还是有的。所以在白左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甚至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无论哪一类左翼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好像只要听取他们的建议，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这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即使是我，对其也不总是完全免疫）与他们长期以来的挫败是那么格格不入。”

作为一名技术员必须纠正个关键逻辑：设备自动连接Wi-Fi的核心依据单纯是SSID+密码，而非BSSID（路由器唯一MAC地址）。 🔗查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