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也好，李翊云也好，给人的感觉是，书写的意愿甚至超过了她们直面生命本身的意愿。门罗是多年漠视女儿受到的伤害，反而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小说；李是在她的文字中看不太到关于父母责任的反思（真的没有吗），反而一直在写孩子生活死亡的各种细节。她们都把自我的观察、写作放到足够大，以致生命本身受到的戕害她们都选择了有意无意的回避，给人感觉是书写更重要，比生命之为完整的生命更重要。我完全不能赞成这一点。林奕含当然也是写的，甚至是以当事人的角度来写的，但她很显然看到了问题所在：文学有时并不可靠，地位再高不至于高过生命本身。

李翊云的大儿子问她：你理解痛苦，而且你把痛苦写得那么好，那你为什么要生下我们呢？

其实她儿子问得非常好，是痛苦更重要，还是写更重要，还是生命更重要？这三者当然很多时候是交织的，不一定完全分得开，但如果必须三选其一，压倒另外两个，应当选择哪一个？父母不该以其早慧、尊重其自由意志等作为理由，为自己的责任开脱——是有必要引导孩子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生命观的。

李文中反复提及一句话：人必有一死，且并不幸福。这句话预设的前提已然是“人是要死的，人必遭受痛苦”——这确是事实。但这只是一个维度的事实。它挤压甚至是忽略了另一个维度：人曾活着，也能体验幸福。即便面对死也有西哲比如海德格尔提出要“向死而生”，其落脚点仍然在“生”，其中很重要的途径是“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之所以是诗意栖居，就意味着并非给生命下一个定义，定一个框架——必然如此，或者非此即彼，而是通过人的感受、体验、沉思等进入到一种丰富又充盈的生存意境，这个意境只可能通过作为实体的生命才能创造，与生命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海氏所谓“此在”，并不割裂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不因所谓的理想、理念而否认生命作为实体获得诗意和美好的可能，甚至更强调生命、理想、环境之间“游戏”共生、互相氤氲的状态，其指向性更富有活力、更趋于幸福。

如果再进入到中国传统的儒道（尤其是道家）思想，会发现贵生的思想，及人如何在天地自然中滋养生命，激发生命美好可能（天人合一）的思想，俯拾皆是。庄子所说“逍遥游”是，孔子“吾与点也”更是。海氏受老子学说影响，其哲学论述多少隔了一层，但儒道思想贯穿于国人生活的每一天，只不过很多时候“日用而不知”罢了。

说这么多，其实最想说的是，作为现代人，尤其是为人父母，如何在世事纷扰、诸般压力之下，增强自己，同时也传递给小孩感知幸福的能力，将自身拔擢于痛苦的能力，已变得极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如果多多用心，或可减少一些悲剧的发生。

我真是谢谢小红书你全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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