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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2 月，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政治笑话必须被根除——连根拔起地彻底消灭……（Der politische Witz wird ausgerottet. Und zwar mit Stumpf und Stiel …）”

就像一切极权统治都会诞生笑话一样，纳粹德国也有纳粹政治笑话。我前阵子跟你们讲的东德政治笑话和苏联政治笑话一脉相承，但纳粹政治笑话和东德政治笑话也还有些不同。可见政治笑话固然有民族特色，但也和政治环境本身有关。

在纳粹德国讲政治笑话当然是危险的行为。不过在不同时期的危险程度也不太一样。1936 年之前，受到的惩罚还是相对较轻的，即便是在公开场合面向公众讲。纳粹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的态度是：对于讲政治笑话的初犯，应该首先考虑给与警告，而不是立即采取更严厉的惩罚。

1935 年 5 月，柏林的讽刺演员（Kabarettist，类似今天的脱口秀演员）维尔纳·芬克（Werner Finck）演出时，他发现观众中有个人正在记录他讲的内容。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保安局的密探，于是他对这个人说：“我讲的是不是太快了？您能跟得上吗，还是我跟您走？”即便是如此直接的挑衅行为，维尔纳·芬克被捕后也很快被释放，只是被判处禁止登台表演一年。

在埃森（Essen）地区被调查的 53 个案件中，有 8 起被判处监禁，19 起案件以口头或书面警告结束，其他案件则被判无罪释放或罚款。

随着二战的开始，特别是纳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遭遇重创后，讲政治笑话的人也大大增加了。1943 年 7 月 8 日，党卫军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在《帝国内部报告》中写道：“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讲述有损国家利益和低俗的笑话，甚至涉及元首本人的笑话，显著增多。在餐馆、工厂以及其他聚会场合的交谈中，国民同志（Volksgenosse）们互相讲述‘最新的’政治笑话，并且常常并不区分那些内容尚属无害的笑话和那些明显带有敌意的笑话。甚至几乎互不相识的国民同志之间也会交换政治笑话。显然，人们彼此默认，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讲笑话，而不必担心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更不用说被举报给警方。对政治笑话——尤其是某些类型的笑话——抱持应有反感的意识，在广大民众中，甚至在一部分党员中，显然已经丧失。”盖世太保的文件也证明了即使在纳粹成员内部，政治笑话也很流行。

这时候纳粹对政治笑话的容忍度就明显下降了。1944 年有一位铁路职员在车站讲了一个关于“最终胜利”的讽刺笑话，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并判处死刑。

以下是一些纳粹政治笑话：

真正的雅利安人长什么样子？像希特勒一样金发碧眼，像戈培尔一样高大，像戈林一样苗条！

希特勒视察一个疯人院，病人都向他行纳粹礼。但希特勒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没有行礼，就问他为什么不行礼。这个人说：“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我没疯。”

希特勒问一名士兵：“亲爱的战友，你在前线炮火中的时候有什么愿望？”士兵回答说：“您，我的元首，站在我旁边！”

NSDAP 这五个字母是什么的缩写？答案是：“噢，你也在找工作吗？（Na, Suchst Du Auch Pöstchen）”（NSDAP 其实是纳粹党的缩写）

一个厨子要炸土豆，但她没有油，于是她拿起一面纳粹党的旗子在炉子上摇晃。别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在这面旗子下，很多人都肥了。”

（下图是国内很多人熟悉的《父与子》系列漫画作者 Erich Ohser 在 1932 年画的一幅作品）

《八十回望：走近茅于轼》第六章《爱人赵燕玲》：……每当我出差，这些人就蠢蠢欲动……隔壁的某局长晚上敲她的窗玻璃……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1964年春节来我家拜年，看见了她就邀请我们第二天去养蜂夹道的游泳馆游泳。当时冬天游泳是高干的特权……第二天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去了……

看到一个招聘信息，第一句就强调至少统招全日制本科学历，必须有毕业证学位证。我乍看还以为是校招，但仔细一看岗位是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