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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写我心”，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底线。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说过：“一个人如果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自己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郭宝昌在自传《说点您不知道的》里面写他获得平反后去取书的经历：

“四人帮”倒台，上街游行，我喊哑了嗓子，三天说不出话来。一年以后的一九七七年夏，我突然接到北京“落实办”的通知，发还全部查抄书籍。我惊呆了、傻了、疯了！我哭，我笑！对政府的那份感激之情，无法用语汇形容。我没钱。从南宁到北京，硬座火车票也要七十多元，俩人的工资只够买一般张票。借钱也得去，借不到我走也要走到北京！

我借到了钱，朋友们和我一样高兴。我终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两天一夜我只是坐在车上发呆，我只警告自己看见书不许哭，我一分钟都没睡。一回到家，妈妈知道我来领书，她十分兴奋。她估计查抄的金银财宝、全部存款也差不多该落实了。可我脑子里全是书。

第二天一大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请了几个人蹬着三轮、推着斗车、拉着平板直奔国子监。负责人拿着我的书单把我领了进去，一进大院，令我瞠目：院里人来人往，混乱不堪，四周的大殿里，从地下一直到殿顶全是书。国子监，那是文化圣地呀！真是充满了书香，我的心快跳出嗓子眼儿了，可接下来的事情却叫我差点儿没得心脏病。

东廊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东城区。负责人把我领到殿门口，交代了一下就走了。殿内很多人在捆扎书籍。门口站着四个彪形大汉，光着脊梁，流着汗水，只看了我书单上的最后一行便高喊“两万一千八！”在殿内的一片呼应声中，一捆一捆的书像起猪圈一样地被扔了出来，不论薄厚，一捆都是四十本，于是有人喊数儿，有人记数儿，雨点般地从门口、从窗口扔了出来。四个大汉，明显地有使不尽的力气，头都不回地往背后扔书。

一捆、两捆……十捆……七十二捆……他们大声地吼着。我心疼地想一捆一捆码好，可根本来不及，我忽然发现扔出来的书根本不是我的，有《高丽妇女史》《内蒙古草原史》《世界图书馆史》……肯定是一位史学家的书，书当然是好书，可都不是我的，也不是我需要的书。我忙大喊：“等等！等等！”几个大汉停了手奇怪地望着我，我说你们扔错了，这些书不是我的。

大汉说：“我们不管是谁的，不是两万一千八吗？我们就管数儿！”

我急了：“您按书单子找啊，我把人家的书拉走了，人家来了怎么办？”

“你要不要吧？”

“当然要了！我要我自己的，上边儿都写了我的名字呢！”

“没法儿找！要，你就拉走，不要我立马儿扔回去，要不要？要不要？”大汉愤怒了，瞪着眼，歪着脖，声色俱厉，头上青筋暴露像审犯人逼供似的连珠炮一样地问我。我真懵了，有这么对待书的吗？有这么对待读书人的吗？国子监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自打有国子监那天起，也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吧？这落实的叫什么政策！我知道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我只好哀求再帮我找一找。大汉说没工夫啰嗦，要不要？

要吧？我拉回去没用；不要吧？可能连这些书将来也得不到了。咬了咬牙，要！

七十三捆、七十四捆……一百零五……一百八十六……一捆捆的书又雨点般地扔了出来，我哭笑不得目瞪口呆地望着，我是欲哭无泪啊！假如说劳改时认罪、服罪、深挖犯罪根源，是精神上的被“践踏”，那眼前这一幕却完全是形象化的“践踏”。文化被施暴，文明被摧残……受害者无能为力。大汉们是没错儿的，他们只负责月底前把大殿腾空。我垂头丧气地把书装车，临行时又要求负责人帮我找一找我的书。

说试试看吧，不一定行了，也许你的书早已被别人拉走了。

把书拉回家我又傻了，“文革”中我家被扫地出门，现在只住七平方米一间小屋。床上床下、柜顶墙边都堆满了书也不过只放了十分之一。看着小山一样的书，我的激情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了发愁了。只好去求亲戚朋友，每家存一部分，再将一大部分托运回广西。忙了几天才安顿好，我又依次整理了一下书籍，居然有一捆是我的书：那是《诗经》《楚辞》《石头记》《文心雕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历代文选》《洪深文集》等等四十本，我燃起希望，又挨家挨户逐捆逐捆地找我的书，再无所获。

我再奔国子监，迎头一瓢冷水，大殿早已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