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粉丝、等等，大概分这么三种：李逵、武松、吴用。【宋江：“刚才去茅房，得了三坨宝贝，兄弟们趁热吃了吧”。】【李逵：“公明哥哥，这真香”！】【武松：“大哥，你让我吃，兄弟就吃这一回”。】【吴用：“你开玩笑的吧”？】李逵这种能干活又贴心的小棉袄，可遇不可求，最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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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4所大学师生研究为中国正名# 如果在公共场合捡到一个钱包，包内有失主的邮箱地址，你会邮件联系对方吗？

美国密歇根大学Alain Cohn等4名行为经济学家在全球40个国家做了相关研究。他们让研究助理将所“捡”钱包交给酒店、银行等公共机构的员工，并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率”来度量公民的诚信度。

2019年6月，《科学》发表了这项研究（图1）。在所谓的“诚信排行榜”上，中国位列倒数第一，排在肯尼亚、秘鲁等国之后。

与现实相悖的结论，以及对“诚信”的狭隘定义，让研究陷入巨大的质疑中。20多个国家的媒体对这篇研究进行了报道。

浙江大学教授周欣悦和清华大学教授孙亚程曾向《科学》发出邮件。他们辩驳说该研究结论是基于单一而偏西方视角的测试方法，并未考虑到各国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遗憾的是，《科学》编辑对于缺乏实证数据的“辩驳”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反馈，甚至关闭了论文的评论区。

一个有着200多位学者的“行为经济学”交流群也在激烈地讨论着。“群主”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张琪，有些坐不住，干脆发出了重新探索Cohn等人研究的倡议。

最先响应的杨芊还邀请周欣悦正式加盟研究团队，孙亚程也在之后加入进来。通过这种“滚雪球”的方式，很快，团队就集齐了来自浙江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14所高校，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的学者。（图3为作者团队，图4-6为参与调研的学生成员）

“要还原事实真相，纠正外界对中国诚信的误解，必须拿出完整严谨的研究，这也是作为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杨芊说。2023年7月，这项历经4年的研究正式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图2）

在这个新的研究中，除了探索Cohn等人的研究，他们还补充了“钱包回收率”作为公民诚信度额外的衡量标准，并在事后对员工进行了回访调查。

研究发现，如果仅用“电子邮件回复率”来衡量“诚信”，结论与Cohn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中国公民27.4%的“电子邮件回复率”远低于77.8%的“钱包回收率”，这说明公民诚信度不能仅靠“电子邮件回复率”单一指标来度量。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国家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集体主义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也就是说，评估“诚信”，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影响。集体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被动地替失主保管钱包”；而个人主义文化下，公民倾向于“主动地联系钱包所有者”。

论文的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讯作者杨芊告诉《中国科学报》，是团队的韧性和凝聚力，才得以为中国诚信“正名”。的确，很多作者至今仍是“网友”，为了尽早与《科学》对话，告诉世界真实的中国，来不及申请经费的他们，整个研究全靠“自筹”。

在论文的致谢里，有一份100多人的名单。他们是参加现场调研的学生，也是研究的“幕后英雄”。

刚加入团队时，孔少楠在山东大学读博士四年级。在一场国际会议上结识张琪后，有过“钱包丢失”调研经验的她被推荐加入家乡北京的调研队。

她告诉《中国科学报》，专业的现场调研不仅需要进行培训，还要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对专业、体力和应变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战。

在这项研究中，每个地区都设置了50个采样点，很多采样点间隔数十公里。

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采样，因为一旦实验消息泄漏，就意味着数据可能会被污染，项目只能中止。

暑期中的各地酷热难耐，学生们几乎从早到晚奔波于各个采样点，待回到学校时，宿舍已经关了大门，还要跟管理员好好解释一番。

回到寝室简单整理下材料，他们就要立即参加团队的线上复盘讨论。往往讨论完，已是次日的凌晨。

突发情况，是调研时常会遇到的。有一场意外，让负责成都地区调研的张薇薇印象深刻。

在一次调研回来的路上，学生们不慎将一个含有重要材料的物品落在了地铁座位上，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待想起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幸运的是，当他们一路狂奔回到地铁站时，在工作人员那里找到了丢失物。是一名乘客在捡到后，交给了下一站的工作人员。

在为中国公民诚信发声的路上，他们也被诚信所温暖着。